花脸鸭的100年
来自云端的鸭子
花脸鸭是东亚特产的一种鸟类，也可能是最神秘的雁鸭。过去一个世纪间，花脸鸭种群经历了大规模的波动，一度由最常见的雁鸭跌落到生死存亡的边缘，接着又以奇迹般的速度卷土重来，花脸鸭的故事堪称东亚自然史上的奇迹。
花脸鸭属小型鸭类，体长约35-43厘米，体重约0.5千克，平均体型较绿翅鸭稍大，但比针尾鸭和罗纹鸭等要小。正如大多数鸟类一样，雄性花脸鸭的体色远比雌性艳丽，雄鸭的头颈部均为黑褐，两侧棕白，翼镜为金属铜绿色，腹部纯白色，胸部散落有点滴状黑斑，胸侧和尾基两侧各有一条垂直白带，明显区别于其他野鸭。而雌鸭体型更小，身体呈暗褐色，翼镜颜色相同。
花脸鸭雌雄 日本の鳥百科
花脸鸭在东亚文化中的地位颇高，从公元八世纪的日本古籍《万叶集》，到栩栩如生的两宋宫廷绘画，再到戴鹿角帽的西伯利亚萨满舞蹈，文艺作品中从来不乏花脸鸭的身影，它们就像身边绝大多数鸟类一样，平凡而美丽。
与其他野鸭相比，花脸鸭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们脸上的花纹，由蓝绿色、黄色和黑褐色组成，形状特殊，颇为醒目。花脸鸭在朝鲜被叫做“太极鸭”，在华北和东北一带称为“眼镜鸭”或“黑框鸭”，在韩国叫做“街娼鸭”，都与这一显著特征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花脸鸭在日本和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俗名“巴鸭”，但两者的词源完全不同。日本的“巴鸭”源于神圣的“巴纹”，这是尊贵的八幡神的符号，象征着水的涌动与迅驰的闪电，常用于装饰盾牌和太鼓等器物。
巴纹与巴鸭
而中国的“巴鸭”则来自交易的潜规则，过去野鸭出售时不分种类，以4、5斤为一提，像绿头鸭和罗纹鸭等大型野鸭只需3只即可凑成一提，称作“三鸭子”。而花脸鸭这样的小型水鸭则要8只才够一提的份量，即为“八鸭子”，而后又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了所谓的“巴鸭”。
松风里湖上生波，
湖心里呼妻鸭儿喧，
成群野鸭，嬉戏近岸
——《鸭君足人香具山歌一首》
花脸鸭繁殖于广袤的东西伯利亚，从叶尼塞盆地一直到楚科奇半岛，包括鄂霍次克海沿岸与北冰洋诸多小岛。花脸鸭是一夫一妻制鸟类，为了抓紧时间，雄鸭早在返程途中即向雌鸭大献殷勤，用舞蹈和鸣叫声赢得雌鸭芳心。等到抵达繁殖地后不久，配对成功的亲鸟就会开始双双营巢产卵，孵化幼雏。
对日本捕获的4只花脸鸭安装卫星定位的研究表明，花脸鸭一般在每年3月下旬离开越冬地，5月下旬抵达北部泰加林的繁殖地。雏鸭生长速度极快，大约6月底破壳而出，等到8月初已经能够跌跌撞撞地飞行，鸟群在9月初集合，开启新一轮迁徙之旅。
传宋徽宗绘制《鸭图》，现藏于东京五岛美术馆
直到最近，花脸鸭都被归类为最常见的鸭属（Anas），但近年来一项研究发现，花脸鸭与其他任何鸭子都没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应独立为单独的鲜卑鸭属（Sibirionetta）。花脸鸭的喙部高度特异化，几乎只能进食植物性食物与小型无脊椎动物，如果迁徙途中没有湿地补充，花脸鸭也会冒险进入森林深处，寻觅落叶堆中掉落的橡实为食。
羽毛汇成的河流也会枯竭吗？
工业时代尚未大规模猎捕以前，花脸鸭可能是东亚季风区最常见的野鸭，其种群规模或许多达上千万只。
这一说法绝非空谈，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博物学者La Touche在其著作 A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Eastern Asia 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将花脸鸭描述为长江流域和福建一带最常见的鸭子。日本鸟类学家黑田长礼（1953年）也称，花脸鸭是日本西南部相当常见的冬候鸟，其数量丰富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韩国忠清南道插桥湖，数万只花脸鸭如同升起的山
关于花脸鸭历史种群的繁荣程度，或许最形象的描述来自日本鸟类学家都田甚三郎，当他于1919年3月16日在韩国调查候鸟迁徙时，曾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一个巨型鸭群降临时所带来的震撼力。
从他的叙述可以得知，这天恰逢春迁高峰，一群规模庞大的花脸鸭自天际线滚滚而来，身影如同乌云般遮蔽天空，振翅声引起江波翻滚。鸭群总长度绵延超过4公里，仿佛与汉江并行的羽毛之河，又似乎要将白昼变成黑夜。而不管围观者如何心悸澎湃，庞大的鸭群继续以势不可挡的声势向北方进发，只留下沿途一片狼藉的稻田与麦地。
19世纪初广州外销工艺画中的花脸鸭
现藏于英国阿尔伯特博物馆
换句话说，当时花脸鸭的数量如此丰富，以至于没人能意料到它们有一天也会身处绝境。
如此繁荣景象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期间即使是处在内陆的福建邵武，迁徙季节也时常能观察到数百只花脸鸭组成的大群经过，鸭群浩浩荡荡，声势震天，但自这一时期开始，花脸鸭数量开始明显下滑。
最早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是苏联鸟类学者，他们通过对兴凯湖环志站历年来的持续监察发现，60年以前仅兴凯湖一地每年停泊的花脸鸭就超过百万只，乌压压的鸭群浮在湖面上，场面蔚为壮观。
兴凯湖畔的花脸鸭 2012年
兴凯湖曾是花脸鸭极为重要的停歇地，每年春迁时节，鸭群拢共要在这里休整两个月左右。湖区充沛的食物给远道而来的花脸鸭带来极大的安慰。在此期间，雄鸭追逐着雌鸭嬉戏打闹，两两配对，结伴觅食，直到鸭群蓄积体力，身体像一颗蓬松的球般，接着一鼓作气，向着遥远的北方繁殖地进发。
60年代以前，这样的场面并不罕见。但自此开始，花脸鸭以惊人速度锐减，70年代每年停泊的数量不足4万只，80年代后更是进一步减少。
因迪吉尔卡(Indigirka)河繁殖地的花脸鸭
不仅迁徙路线出现问题，繁殖地同样岌岌可危。位于雅库特中部的阿尔丹河观察站在1962年尚记录到2398只花脸鸭，十年后的1972年只记录到孤零零的1只。整个范围来看，位于泰米尔半岛的西部繁殖地几乎消失不见，东部繁殖地也支离破碎，面积锐减。
到80年代初，整个日本和中国越冬地累计统计到的花脸鸭只剩下不到2万只，当时有学者悲观的认为，种群规模下跌到如此之低的地步时，花脸鸭可能看不到恢复的希望。
花脸鸭历史（左）与现代（右）繁殖地对比
从越冬地到繁殖区，似乎全球范围内的花脸鸭都出现了某种未知问题，更绝望的是，这种趋势看不到丝毫缓解的迹象。1965-1972年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曾经采访过滨海边疆区南部的数十位猎人。
“您认为花脸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
可惜没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就像所有人都对这种常见候鸟的命运视而不见一样。就这样，短短几十年间，花脸鸭由东亚数量最丰富的雁鸭，一步步跌落到几近灭绝的边缘，这一切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枪口、江雾与射杀
揭开这一切的答案之前，我们必须对花脸鸭这一物种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花脸鸭堪称一种极好看的鸭子，其种加词“formosa”来自拉丁语的“fōrmōsus”，恰如其分的点出了花脸鸭最直接的特点——美丽，尤其是雄鸟脸上浮夸的花纹，令人过目难忘，西伯利亚的萨哈人认为，花脸鸭是云上彩虹的化身，因此会收集花脸鸭脱落的羽毛作为装饰。
同时，花脸鸭也是一种特别弱小的鸭子，平均体重不到1斤，猎隼、黄鼬乃至乌鸦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伤害。正因如此，花脸鸭不得不结成超大群活动，借助集体的力量提高个体的生存概率。我们时常能从文献中读到关于花脸鸭庞大群体的记载，这显然是它们应对天敌的必要手段。
韩国南部，壮阔的花脸鸭群
最后，花脸鸭又是一种十分美味的鸭子。毫不夸张的说，所有东亚出产的雁鸭中，花脸鸭尤以肉质肥嫩，令人食指大动而著称。这一点在中日文化中都得到广泛认同，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撰的《太湖备考》一书就指出，凫出太湖，深秋方来集……种类不一，最小者佳，名粒头，肉香而骨脆。
江户时代的日本食客们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推崇花脸鸭为水禽中第一，称赞滋味如『陆上之鲹』，并冠名其为“味鸭”（アジガモ），即天地之间最美味的鸭子。
江苏射阳 盗猎野鸭
图片：让候鸟飞志愿者
以上一切正是酿成花脸鸭悲剧的主要根源，正如20世纪初安加拉河流域的通古斯猎人所报告的，花脸鸭是当地最重要的狩猎鸟，不仅因其肉质美味，更重要是它们常结群活动的习性，大大降低了捕猎难度。猎人划着小舟悄无声息靠近低空盘旋的鸭群，随意向空中发射几枪往往都能有不小的收获，因此颇受市场欢迎。
然而必须公允的指出，早期对花脸鸭的猎捕主要基于肉食的目的，规模十分有限，直到上世纪中叶，花脸鸭在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候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花脸鸭亮丽的羽毛开始进入奢侈品行列，高额利益诱惑下，猎人追逐的目标也由小打小闹的生计性猎捕，转向更大规模、更加严峻的商业性捕杀。
2016年黑龙江东升自然保护区发现被毒害的候鸟尸体
毋庸置疑，狩猎是导致花脸鸭在中国消失的主要因素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十分匮乏，而柔软洁净的野鸭绒在国际市场上享誉全球，可制成床垫、衣服和靠枕等，当时出口两吨鸭绒即可换回一台拖拉机，这对贫穷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尽管花脸鸭体型较小，产绒量低，但这并没有带给它们好运，特别是雄鸭极其鲜艳的羽毛，不仅吸引了雌鸭的目光，更在交易市场上具有极高价值，可制成手工艺品和装饰物等，国外市场上销路极广，颇受好评。
具体而言，花脸鸭不同部位的羽毛均对应着专门的商品名，例如内侧长长的肩羽称为“红鸭弓子”，外侧较短的肩羽为“蓝花毛”、带斑点的胸羽叫做“珍珠点子”、而柔软的胁羽称为“灰银边毛”，以上部位羽毛均有专门用途，因此在产地收购时，往往将花脸鸭单独挑出，避免同其他雁鸭羽毛混淆。
猎人为了引诱花脸鸭而制作的“媒鸭”
一般而言，最好的狩猎时机通常发生在黎明，此时在外觅食的花脸鸭会回到白天安全的宿营地，昼夜交替，环境昏暗，饱餐一顿的花脸鸭警惕性降到最低，猎人们悄悄靠近，布置好密密麻麻的天罗地网，等待将归巢心切的花脸鸭们一网打尽。
日本鸟类学家黑田长礼曾报告过一起数目惊人的案例，发生于1947年初冬的福冈县南部，三名日本猎人使用网兜法，仅花了20天时间就捕到了多达5万只花脸鸭，其中最多的一天收获量近1万只，这直接反映出花脸鸭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及捕捉强度。
洞庭湖｜冰冷的湖
如此大规模猎捕对花脸鸭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洞庭湖。曾几何时，每年冬季来到洞庭湖的花脸鸭数不胜数，一望无际的鸭群重重叠叠堆在湖面上，浩浩荡荡，颇为可观，如同坠落的晚霞一般迷人又费解，令人捉摸不透。
来自中科院动物研究所50年代末的调查发现，花脸鸭是整个洞庭湖区数量最多的候鸟，一度占当地雁鸭总数的四分之一之多，远比绿头鸭和斑嘴鸭等常见，部分地区甚至过于丰富，以至“泛滥成灾”。
“每飞则数万成群，声如怒涛，蔽天而过，俗名野鸭阵。”对农夫而言，野鸭采食稻谷，踩烂菜田，一夜之间就可毁灭数亩水田。历史上，大群花脸鸭趁着夜色溜进农田的场景绝不罕见，因此招致湖区居民仇视，被骂为“寇凫”。
20世纪初传教士绘制的中国猎人潜伏靠近水禽
解放以前，洞庭湖渔民通常各自为战，规模有限。但自建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沿湖各公社纷纷组织起专门的狩猎队，利用农闲时节深入湖区，专门从事水禽生产，而大量新式工具的引入，更是极大的提高了捕猎效率。就此开始，花脸鸭的不幸悲剧揭开了序幕。
当野鸭还遮天蔽日的年代，寻觅它们毫不费事，狩猎变成一项机械性劳作。当时一个普通生产队就备有二十多条船只和上百杆土枪专门作打猎用，只要天公作美，风向不变，湖上密密麻麻的野鸭就如同插满羽毛的肥肉。有调查显示，仅冬季猎捕野鸭这一项收入就已经与全年的耕地收入持平，无怪乎在湖滨一带，猎鸭已成为当地农民创收的主要副业。
1905-1908年间，天津大运河畔的猎鸭渔民
一般而言，渔民采用的狩猎方法包括伏击法、游击法、笼捕法和网捕法等，针对不同雁鸭的习性各有策略，像花脸鸭这样“体轻，起飞快，皮羽都薄”的小型野鸭，通常一靠近射程就会远远的放枪快打，百十只火铳同时开火，场面蔚为壮观，据说一次的猎获量最多可达五千多只。
1959年中科院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的调查发现，尽管花脸鸭是所有越冬雁鸭中数量最多的，但它们的性情却最为胆怯，很少允许人靠近，往往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赶紧飞走。这与五十多年前，通古斯猎人报告花脸鸭“并不怕人”、“容易靠近”等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大规模狩猎对花脸鸭习性的极大影响。
惨遭偷猎的花脸鸭
来自收购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仅洞庭湖北部的沅江县一县的雁鸭冬捕量就高达4万公斤，而像这样的沿湖大县在长江中下游还有几十个，每年冬季都出产大量新鲜的水禽尸体。昔日偷食稻谷的“寇凫”摇身一变，成为地方特产中无比重要的“元鸭”，一切改变的背后代价却是花脸鸭黄金年代的落幕。
估计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年冬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花脸鸭丧命枪口，鸭肉填饱了饥饿的肚子，鸭绒换来的外汇哺育了工业发展，鸭羽挂在墙上美丽大方，唯有花脸鸭本身失去了一切。
2020年的环洞庭湖越冬水鸟同步调查中，包括东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横岭湖、白泥湖和黄盖湖在内的整个湖区，一共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越冬。它们孤零零与其他水鸟挤在一处，仿佛划下一个时代的句号。
恐怕参与调查的人员难以想象，五十年前曾经遮天蔽日的花脸鸭群，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几只，几乎要从洞庭湖鸟类中彻底除名。花脸鸭的故事可叹可惜，而这正是绝大多数濒危物种命运的缩影。
半岛之冬｜花脸鸭的复兴
自80年代起，花脸鸭的神秘性锐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首先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花脸鸭的保育等级提升至易危（VU），接着是《中日联合候鸟保护协定》等一系列跨区域合作，将花脸鸭列为值得注意的重要鸟种。
历史上花脸鸭在所有地区都被视为一种猎鸟，遭遇了不加限制的猎捕。但这一切已经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分布国都相继作出承诺，将花脸鸭列入保护动物，给予了法律地位的支持。
日本邮政发行的花脸鸭纪念邮票
特别是俄罗斯，依据当地法律规定，非法射杀一只花脸鸭的罚金高达1500-2500卢布，另附加2.5万卢布的生态赔偿。如此高额的处罚足以使偷猎者在开枪之前掂量一下后果，从而给花脸鸭的栖息繁衍提供一层极为重要的保障。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全球花脸鸭的命运都岌岌可危之际，冷战秩序的崩塌反而给这一物种带来了意外转机。
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都选择在韩国越冬，但在历史上并非如此，就在几十年前，中国和日本才是花脸鸭最主要的越冬地，而韩国仅仅是迁徙途中的中转站。
位于忠清南道的浅水湾，韩国境内最大的候鸟越冬地，一度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花脸鸭群体
改变发生在1984年，这一年韩国庆尚南道的注南水库（Junam）首次迎来了大规模的花脸鸭群，当时记录到5000只个体在此越冬。两年后这一数字变成2万，此后韩国的越冬种群以平均每年28％的速度持续增长。
韩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花脸鸭面临的困境，对这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欢迎，新成立的大韩民国鸟类保护协会（Birds Korea）也将花脸鸭作为协会徽标，向民众宣传保育项目的重要性。饱经风霜之后，花脸鸭终于寻觅到一处安稳的新家。
大量花脸鸭在韩国越冬令人颇为感到意外，因为冷战期间的军事对峙和环境破坏，在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任何花脸鸭会在朝鲜半岛停歇。而这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增长导致韩国民众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一群白枕鹤飞过朝鲜东北部的罗先候鸟保护区
让我们回到花脸鸭群还遮天蔽日的年代，当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依托于苏联与中国提供的大量援助，朝鲜不仅很快从废墟中站立起来，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而闻名，远比南方的韩国富裕。
得益于经济互助委员会提供的大量廉价石油与矿产资源，朝鲜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率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机械化，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鼎盛时期的朝鲜农业可谓十分先进，从种植到收割的每一步骤几乎都有机械的参与。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80年代以后苏联国力下降，势力范围收缩，无力再向附属国提供大量廉价援助，经济互助委员会也随之停滞，朝鲜失去了广阔的贸易市场和大量资源。由于缺乏石油供给，拖拉机停在田间无法启动，大规模机械化时代一去不返，朝鲜农业退回了传统的小农模式，依靠人力纯手工收割，粮食产量剧减。
为了弥补产量上的损失，朝鲜不得不向贫瘠的山区进发，将大片不适于种植的山地开垦为旱田，以扩大粮食生产面积。根据2017年发布的数据展示，北朝鲜耕地面积为191万公顷，而粮食播种面积高达146.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1.8%之多，其中大多数在80年代以后开垦。
韩国公州，稻田里觅食的花脸鸭
花脸鸭是少数几种从森林消失与农田扩张中获得好处的物种。更重要的是，与成规模的机械化操作相比，手工收割往往浪费巨大，一项研究表明，有时多达30％的落谷都被遗忘在田地，成为鸟雀的天然食堂。
花脸鸭一般在9月初离开俄罗斯，长江中下游最早在9月底就能见到第一批先驱者，但在韩国的越冬地，迟至11月左右花脸鸭才姗姗来迟。意味着在中间消失的两个月内，花脸鸭极有可能正在朝鲜的稻田和玉米地里大快朵颐，补充能量。
虽然花脸鸭在朝鲜境内也会受到猎杀，但由于朝鲜当局对民间管控极严，严格禁止私人持有武器，并禁止私人市场。因此这种狩猎的规模极为有限，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的生计性猎捕，并未对种群延续构成严重威胁。
90年代初全球花脸鸭越冬形势
花脸鸭的快速增长恰好与80年代朝鲜的垦荒运动相一致，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内在联系。除此之外，中日越冬地的环境恶化可能也对韩国花脸鸭种群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一项对法国越冬绿翅鸭种群的研究表明，尽管成鸟在迁徙时的成活率高达94.2％，但由于当年幼鸟的死亡率极高，因此绿翅鸭的自然增长率只有年均3.95％左右。考虑到花脸鸭与绿翅鸭体型相仿，习性接近，因此该项研究的数据对于花脸鸭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自1984年首次发现以来，韩国的花脸鸭越冬种群以28％的年均增长率持续上涨了十几年，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因为同一时期其他越冬地都在减少。意味着韩国越冬地很有可能接纳了大量原本越冬于日本和中国的个体，才能以如此迅猛的声势快速扩张。
韩国江原道，一群绿翅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花脸鸭选择在韩国越冬，历史将证明这一选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朝鲜的稻米与韩国的法律保障，如同寒风中点燃起的希望火炬，在最危险的时刻将花脸鸭从灭绝的边缘挽回。
从1984年到2001年，已知韩国的花脸鸭越冬群体增长了70倍，从仅仅几千只到多达上百万的规模，朝鲜半岛的工作为全球花脸鸭保育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与日本｜传统越冬地的回应
与韩国南部欣欣向荣的越冬地形成对比，另外两个传统越冬地，中国和日本，花脸鸭的故事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发展。
1990年由国际水禽研究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中，花脸鸭在中国的越冬种群数量为4384只，日本仅见到2060只。也就是说，此时中国的越冬种群是日本的两倍之多。
关东平原越冬的雄性花脸鸭
从此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保护花脸鸭的重要性，除了将花脸鸭纳入国家级统计项目以外，还先后与邻国签署了《俄日迁徙候鸟保护协定》《日韩联合花脸鸭冬季统计项目》等一系列国际条约。
得益于保护力度的加强，日本每年的花脸鸭越冬数量逐步增长，从80年代最低谷时的不足千只，到今天已经稳定增长到近十万只的越冬规模。早在多年以前，日本就已经超越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花脸鸭越冬地。
2020/21 年度日本的花脸鸭越冬群体分布
传统上认为花脸鸭是一种昼伏夜出的鸟类，对湿地生境的依赖极高，白天通常在安全的湖中央休憩，当太阳落山以后便成群飞到附近的稻田觅食，黎明时分再度回到湖心。
但近年来，研究人员却有了不一样的发现：在一些受到高度保护的越冬地，即使在白天花脸鸭的活动频率依然很高，且稻田湿地的重要性也不如之前认可的那么关键。譬如岛根县的宍道湖，2021年初冬这里迎接了约4万只花脸鸭的到来，不仅是日本最多，同时也是韩国以外最大的越冬群体。
冬季食物匮乏时，也会钻进草丛觅食
然而从地质上看，宍道湖系半咸水的海迹湖，沿湖地带不适合种植水稻，因此生活在这里花脸鸭不得不飞越6-20公里的距离，前往周边山林里觅食橡实等食物。尽管条件相对匮乏，但这并不影响当地越冬群体从2010年起的逐年增长，可见与食物因素相比，过度的人为干扰才是影响花脸鸭越冬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日本越冬种群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地点记录到花脸鸭的到来，包括千叶县的印幡沼、石川县的片野鸭池，长崎县的谏早湾等一些重要湿地，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花脸鸭群前来越冬。
上图2021年初拍摄于哈尔滨市何家沟
图片：宋惠东
反观中国，情况却变得日益糟糕，不仅越冬地点不断消失，每年到来的花脸鸭种群更是持续减少。从80年代开始，已知的花脸鸭种群数量由五位数跌落到三位数，继而在两位数徘徊，最少时一度只剩下个位数。
2015年1月底，为弄清我国越冬水鸟的状况，由国家林业局联合各省机构组织了一次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范围涵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五个省份。但遗憾的是，此次规模宏大的调查却累计只纪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佐证此前的猜测。而同一时期仅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湖一地就有40万只的花脸鸭大群。
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不得不承认，花脸鸭，这种长江中下游曾经最常见的迁徙候鸟，如今已经彻底放弃了中国作为主要越冬地。
而这背后的答案很简单——狩猎。即使是90年代以后，高度狩猎压力依然是威胁中国境内越冬候鸟的主要因素。据一项1987年至1992年的研究显示，长江中下游流域每年约有50%的候鸟都再也无法再回到北方，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猎人射杀，还有许多溺毙于非法渔具或因误食毒饵而死。
江苏射阳非法养殖场的花脸鸭
图片：让候鸟飞志愿者
时至今日，盗猎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好转的迹象。2021年在江苏射阳查获的一个非法养殖场中，发现盗猎诱捕的候鸟多达1.2万只，其中就包括67只瑟瑟发抖的花脸鸭，场面十分触目惊心。
嫌犯诡辩称，这些野鸭是2019年从浙江余姚购买的幼苗饲养长大，并非盗猎所得。射阳县官方也采纳了这一说法，认为包括花脸鸭在内的万余只野鸭均系“合法引种”
事实上，像花脸鸭这样在北方苔原繁殖的候鸟，人工繁殖的条件十分苛刻，需要有超长的光照刺激以及合适的温度条件才会产卵。因此出现在中国境内的花脸鸭只可能是成鸟与亚成体，根本不会有所谓『幼苗』。
盗猎雁鸭被饲养在如此恶劣的圈养环境
而嫌犯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在于法律地位的缺席，直到2021年2月，花脸鸭才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此前仅仅是与野猪同级的“三有物种”，才给予了盗猎者钻空子的漏洞。
换句话说，每年来到中国越冬的花脸鸭已少之又少，但这些案例表明，仍有许多花脸鸭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默默承受着盗猎带来的伤害，这亟待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先兆｜第二次危机
得益于日本、韩国与俄罗斯在越冬地与迁徙路上的携手保护，花脸鸭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复兴。虽然与上世纪初超过千万只的数量无法相提并论，但到本世纪初，全球总数至少已恢复到一百万只左右的规模。
如此快速的增长一方面与各国的携手保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也是花脸鸭自身强大恢复力的体现。
中日韩俄四国语言制作的宣传海报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基础性物种，花脸鸭一窝可产下6-11枚卵，亚成体在3、4岁就能参与繁殖，野外寿命最长可达20年。只要给出一定的喘息时间，像花脸鸭这样数量多、繁殖快的鸟类就能很快从低谷中迅速复兴。
来自兴凯湖多年的持续记录显示，1963年以前，花脸鸭是当地最常见的候鸟之一，占湖区所有迁徙雁鸭的50％以上。但由于多年猎杀，途径兴凯湖的花脸鸭数量急剧减少，1973年时其占比下降到8.3％，最低时一度只有1.8％，几近消失。
得益于保护得当，花脸鸭在80年代以后开始增长，九十年代时已占全部雁鸭的12％左右，2003年时增长到59.2％，最多的一年超过87％都是花脸鸭，再一次成为兴凯湖区最常见的雁鸭。
飞跃兴凯湖上空的花脸鸭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就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花脸鸭的处境还远没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关于花脸鸭的绝大多数威胁都发生在越冬期间，而历史上花脸鸭的越冬地极为广泛，但现在大多挤在韩国南部的一小片地区，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意外事件的可能。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2001年的韩国浅水湾就发生了一起由巴斯德杆菌引发的禽霍乱传播，短短10天内就导致1.3万只花脸鸭感染，死亡率高达89.5%，同一区域的针尾鸭与绿头鸭虽然也发生疫情，但各自死亡率仅有4.3％及4.7％，如此悬殊的比例不禁令人思考，是否是花脸鸭的种群规模一度跌破谷底，基因多样性降低，以至后代变得更加孱弱，更易感染疾病？
在日本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的花脸鸭
近来科学家们发现，花脸鸭的数量再一次神秘减少，2009年冬季韩国的花脸鸭越冬种群高达106.3万只。但是2020年的同步调查只记录到40.6万只，意味着不到10年间，已知的花脸鸭数量又减少了一半以上。
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一方面随着日本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花脸鸭选择前往日本越冬，而不是整个冬天都待在韩国。另一方面越冬地的生境变化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花脸鸭对环境变化与人为干扰格外地敏感，它们的身体已经成为环境发展变化的晴雨表。
2007年初韩国政府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四大江治理工程〗，决心投入14兆韩元对汉江、洛东江、锦江与荣山江等四条主要河流进行一系列综合整治，包括加固堤防、修筑中小规模的水坝和洪水调节器等，以促进流域内的经济发展。
工程建设对花脸鸭的影响却是显著的，2009年以前，每年有5万只花脸鸭在锦江中游的王振渡一带越冬。但自从政府在下游修筑一个名叫“百济堰”的水坝之后，花脸鸭越冬河段的水文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冬季干旱时，堤坝以下河段常常因缺水断流，而上游却因工农业污水聚集变得富营养化，浮萍杂生，因此不再适于花脸鸭的栖息。
飞过百济堰上空震撼的花脸鸭群
事实也正如预料的一般发展，当水坝建成以后，第二年在当地越冬的花脸鸭数量下降为0，且之后连续10年都没有任何花脸鸭光顾。直到2018年，韩国政府意识到从前的错误，在下游水位低于1.5米时将自动开闸放水，生态系统这才恢复过来，花脸鸭也重新回到这里越冬。
80年代初，危机中的花脸鸭幸运的寻找到了最后的家园，但在今天越发拥挤的东亚，一旦日韩的越冬地再出现问题——这种趋势十分明显，那么花脸鸭很难再寻觅新的避难所。
正所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要确保花脸鸭的长期延续，那么仅仅依靠日韩有限的越冬空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中国的参与。
东平湖的大群花脸鸭，估计总数超过5000只以上
作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花脸鸭越冬地，近年来相继在安徽升金湖、山东东平湖和上海崇明记录到千只以上的花脸鸭大群。尽管与历史上的宏伟图景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花脸鸭的即将回归？
坦率的说，中国境内并不缺乏花脸鸭的理想生境，该种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来自盗猎与毒饵等人为干扰。在2021年2月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花脸鸭被指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标志着花脸鸭的保护终于有了法律保障。对于这样一个承受过太多苦难的物种而言，或许复兴之路就将从此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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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囿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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